近日，著名作家梁晓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新书《我和我的命》。这是他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的首部长篇，也堪称《人世间》2.0版、浓缩精华版。《我和我的命》中的主人公“我”是80后，出生在贵州山区，因是女孩儿被父母遗弃，不料却因祸得福，从农家到了知识分子家庭。原生家庭的改变，让她的命运走向变得复杂起来。长大后，“我”无法承受养母去世、养父要再婚、亲姐姐、姐夫接二连三地亲情“胁迫”，从大学退学，到深圳摸爬滚打，却无意中成了深圳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和见证人，见证了各种令人啼笑皆非的传奇。

扎根于中国的伦理现实和时代变迁

小说中，“我”在深圳找到了爱情，收获了友情，感悟到了亲情，然而，命运却要“我”交出不到四十岁的生命……与此同时，原生家庭的亲情绑架从未停止，生活在底层的亲人提出各种要求，主人公固然也愤怒无奈，但却总是不能袖手旁观，血缘带来的责任让她把自己变成了“责任天使”。

年轻人也与父辈一样，能够承担家庭的责任、自我成长的责任，乃至社会的责任。这是这部小说最大的发现，也是梁晓声多年关注中国社会变迁和青年成长的最新体会。而这种基于家庭伦理和亲情伦理的现实关怀，被著名评论家、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命名为“伦理现实主义”。在他看来，梁晓声是中国当代文坛少有的、致力于书写平民的正道沧桑的作家。而他的“正道”扎根于中国的伦理，扎根于中国的现实和时代变迁。

梁晓声在书写知青生活、思考社会阶层变化时，总是会思考，社会对人的要求、时代对人的改变、困难对人的考验等，同时，也总是在呈现，人们对这些要求、改变和考验的回应。这种回应，更多是被动的，是不屈不挠的。而到了新作《我和我的命》，人物的回应更多地内在化为一种责任和修养，人不再是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而是要承担起血缘、家庭和生命、社会带来的责任。

“我”变成“我们” 书写“我们和我们的命”

在该书中，作者梁晓声通过主人公之口，表达了很多对社会、命运和“活着”的看法，充满了真知灼见。他反复引用马克思的话，思考“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我们每个人的总和，又是什么？

书中提到，人有“三命”：一是父母给的、原生家庭给的，叫“天命”；二是由自己生活经历决定的，叫“实命”；三是文化给的，叫“自修命”。人的总和显然与这三命有密切的关系。梁晓声在书中对“命运”倾注了最深切的关怀。他写出了命运之不可违拗的决定作用，也写出了人的奋斗和自修自悟能够改变命运的强大力量。同时，他又用书中几位女性角色的命运，不断向读者发问：原生家庭是“命”吗？血缘亲情是“命”吗？你相信奋斗能够改变命运吗？个人奋斗到底是为了成功，还是为了每天都过得充实？

与此同时，借故事中养父的经历，小说进一步贯穿起中国两代人对“社会关系之和”的认识。养父从贫苦农家成长为一市之长，“穷亲戚”一直是他的“社会关系”，是他不能挣脱的部分。他用责任扛起了这一切，一直在践行“亲情扶贫”，也教导女儿用责任扛起自己的社会关系。在李敬泽看来，这些内容，使得“我”变成“我们”，因此，这是一部书写“我们和我们的命”的小说。

与年轻一代探讨“成长代价”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成长话题也是该部小说的重点关注层面之一。书中的几位女性角色，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在深圳，商业的冲击和诱惑，容易让女性迷失。小说中就写到了出卖身体换取生存的女性，她们向自己的“天命”投降，命运也并没有因此厚待她们……

而通过主人公和她的好朋友李娟，小说写出了有责任感的女性的成长。她们自尊自强，承担着家庭的责任，同时，也相信勤劳、善良、正值的力量。在生活一再想要扭曲她们的时候，她们都展现出了女性尊严的力量。

作为高校教师，梁晓声熟悉年轻人的思想动态，熟悉他们作为“独生子女”，在成长过程中享受的一切便利。然而，离开家庭的暖巢走向社会之后，他们总会为成长付出各种各样的代价。所以，他通过这样一部小说，与年轻人沟通和探讨：女性的成长代价是什么？每个人的成长代价是什么？

在大部头的《人世间》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之后，梁晓声用这部20余万字的“小体量”长篇小说，在被疫情困扰的当下，超浓缩地写世道人心，更写生命可贵、人间温暖。他希望发现年轻一代的闪光点，看到他们肩负起中国的未来……敏锐的问题意识、探究本质的思考精神和一直面对年轻一代的读者意识，是梁晓声所有写作的最鲜明特点，也是他在中国当代文坛独树一帜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