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年过百岁的翻译大家许渊冲日前去世，6月22日，其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老人身后，留下的不仅有他的狂傲之名，更重要的是他等身的译作。文学翻译工作，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高智力投入、低物质收获的辛苦差事。这种情况，直到今天依然未能有很大改观。因此有人慨叹，在老一辈翻译家逐渐凋零之后，年轻的翻译工作者，还能否秉着初心，接过前辈的衣钵，沿着荆棘之路继续前行。在许老仙逝之际，书评人唐山的这篇文章，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唐  山

如果不是因为2014年赢得“北极光”杰出翻译奖，成为首获该奖的亚洲作家，有多少普通读者知道许渊冲？又有多少人会称他为大师？

这是一个标准的后现代悖论：获奖与仙逝，因内含“轰动性”，最能引起公众关注，至于曾经的劳动、创作、追问、坚持等，则常常被忽视。名姓走向不朽，功业反成陌路，可忽略了后者，我们便永难看懂前者。

当武二郎的代价，普通人承受不起

“嗓门大、很活跃、闲不住，个人理想与国家理想一致。”这是著名学者、西南联大同学何兆武对许渊冲的印象。

1938年，17岁的许渊冲考入西南联大，与杨振宁、王希季（后成两弹元勋）同窗，那时他已被称为“许大炮”。

许渊冲学英语，可能与远房亲戚熊式一（笔名熊适逸等）有关。

熊式一是现代文学中少数曾拥有世界级影响的中国作家之一，却和辜鸿铭、盛成、蒋彝等成功“走出去”者一样，成为本土文化的“弃儿”。熊式一将京剧《红鬃烈马》改编成英文剧本《王宝川》（竟直译为“珍贵河流夫人”），引起轰动。

熊式一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英文科，据他回忆，胡适曾当面批评他的英文文笔“百无一是”。

相比熊式一，许渊冲更高调，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就为其所累。后因自称翻译的作品“胜过傅雷”，备受挖苦，许渊冲却撰文回应说：“这似乎是自吹自擂、得意忘形了！但是我认为：如果武大郎说自己打过老虎，那是吹牛；如果武二郎说，那却是不卑不亢，不必少见多怪！”

直到晚年，许渊冲的名片上仍题“书销中外六十本（后来似乎又追加到百余本），诗译英法唯一人”，“不是院士胜院士，遗欧赠美千首诗”。高调的代价也很惊人：从1950~1978年，许渊冲仅翻译出版4本书，其中2本还是合译。直到1959年，38岁的许渊冲才结婚。此后一段时间，“每当许渊冲挨打屁股坐不了硬板凳时，他的夫人就把游泳用的救生圈吹足了气，让他当座（坐）垫用”。

1978年后，许渊冲的译本和著作“增加了10倍”，被视为“奇迹”，但在奇迹前，是近30年的空窗期。

公众投票认为，许渊冲先生说错了

走出空窗期后，迎接许渊冲的，却是各种批评。

最巧妙的一种，是引用许渊冲老师钱锺书的话：“一个能写作或自信能写作的人从事文学翻译，难保不像林纾那样的手痒：他根据个人的写作标准和歧途，要充当原作者的‘诤友’，自信点铁成金、以石攻玉或移桔（橘）为枳的义务和权利，把翻译变成借体寄生的、东鳞西爪的创作。”这本是钱锺书批评林纾的文字，晚年钱先生对该观点有较大松动。翻译应追求文字准确，还是意思准确，原本就是一个无法调和的议题。

许渊冲曾将自己英译的《毛泽东诗词》给钱锺书先生征求意见，钱先生回复很婉转：无色玻璃般的翻译会得罪诗，而有色玻璃般的翻译又会得罪译。两害相权取其轻，自己更倾向前者。

回信时，钱锺书先生前面特别加了一段话：“谢谢你给我看你成就很高的译文。我刚读完。你带着音韵和节奏的镣铐跳舞，灵活自如，令人惊奇。”

这是标准的钱氏文风：先恭维，如有意见，会以婉转的方式提出。

钱锺书可能知道，许渊冲偏向“豪杰译”，是受吴宓先生影响。许渊冲回忆说：“吴宓先生是第一个改变了我的翻译观念的老师。”吴先生曾明确提出：“翻译要通过现象见本质，通过文字见意义，不能译词而不译意。”与鲁迅先生的“硬译”主张相反。

1993年，许渊冲译出《红与黑》，因“译者前言”，引发“《红与黑》事件”，多个译本的译者加入讨论，主要是学术批评，亦有个人意气，比如“借他人之口，声称自己还未问世的译本将胜过傅译，似乎为时过早了吧”。

争论以奇怪的方式结束：某媒体搞了一次读者调查，78.3%的投票者支持“等值翻译”，仅21.7%的读者支持“再创造翻译”。显然，批评者“大胜”。这种用投票来决定“相对论是否正确”式的操作，竟能公开施行，才是真正的奇迹。少有人意识到：“等值翻译”“再创造翻译”本身就拉了偏手——“翻译”与“等值”看上去更匹配，“再创造”则暗含讥讽。

许渊冲先生曾说：“中西方的语言文字是不一样的。英法德意等文字，之间的差别很小，相同的有90%。但中文和英法等语言相差很远，最多一半对等……所以我提出的翻译理论，不是对等论，而是优化论。西方文字是对等的，可以用对等的方法翻译；中西文字只有一半对等，所以只能优化。”用群众意见来解决专业问题，难免专业人员暗中误导，貌似程序正义，毕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却往往得出反智的结果。

先生已去，事业谁来继承

连许渊冲这样的大师级翻译家，也需“洋奖”加持。赢得“北极星奖”后，他成了“泰斗”，甚至他的人生也被媒体夸成“诗意的一生”。

许渊冲先生当然配得上这些荣誉，不论是他的才华、创造力、个性，还是对事业的执着，许渊冲先生都堪称楷模，如果能更早被认可，也许会有更多佳作。许渊冲先生的内心足够强大，虽千万人质疑，亦不改风范，不禁让人产生奇想：会不会有许多同样有才华、但内心不这么强大的天才，倒在了通往大师的路上，只能拥有碌碌无为的一生？如果他们失败了，整个社会因此损失了多少？年龄愈大，愈无法面对穆旦先生的名句：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钱锺书先生不完全赞同许渊冲的翻译方法，但看到许翻译的英译《李白诗选一百首》后，曾说：如果李白活在当世，也懂英文，必和许渊冲是知己。

狷狂也罢，低调也好，都只是面具，是不同个体为避免红尘牵扯，采取的策略而已，好在世上总有一种东西恒久不坏，那就是对高于此岸的那些存在的坚守、热爱与信仰，因为它们才真正定义了生命的价值。只有读懂这一层，才能真正读懂许渊冲先生。可遗憾的是，这种相通与激赏，正渐行渐远。

值得担忧的是，许渊冲先生逝去，翻译事业或有后继乏人之危。翻译家胡志挥先生曾说：“希望媒体能多呼吁一下，因为翻译事业已到这几十年来的最低谷，不仅没与社会进步保持同步，反而有所退步。以中译英来说，目前全国只有五六人能做，都是老先生。”

如果不能继承许渊冲先生的事业，那么，再慷慨激昂的悼词也无意义。相信这世界会不断涌现出许渊冲式的天才，英灵不远，烛照后人，但愿后来者一路顺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