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商报“华文好书”获奖作家专访
2016-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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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报对腾讯·商报“华文好书”部分获奖作家如阿来、周国平等进行了独家专访。此外,还撷取部分获奖作家如贾平凹、虹影的获奖辞,以及因故未到现场的获奖者陈丹青和张新颖的获奖感言,一并在本期呈现。

作家要与读者一起捍卫好书的尊严

1月7日,由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与腾讯网联合发起的腾讯·商报“华文好书”颁奖典礼在北京成功举办,现场大腕云集,文学星光熠熠。贾平凹、阿来、格非、周国平、虹影、徐泽臣、庞贝等一干知名作家榜上有名,并出席领奖。获奖作家的妙语连珠引现场读者或大笑,或深思,气氛热烈活泼。

  颁奖典礼后,我们对部分获奖作家如阿来、周国平等进行了独家专访。此外,我们撷取部分获奖作家如贾平凹、虹影的获奖辞,以及因故未到现场的获奖者陈丹青和张新颖的获奖感言,一并在本期呈现。

  我们同时希冀腾讯·商报“华文好书”在记录时代变迁和阅读推广的进程中,成为有影响力、有公信力和有担当的阅读推广品牌,推动全民阅读,营造书香社会。

  (排名不分先后)

  周国平:对批评我的人,我不理

  ■受访人:周国平(作家)

  □采访人:代金凤(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特约记者)

  1月7日下午,周国平准时出现在2014腾讯·商报“华文好书”颁奖典礼现场,神色一贯的严谨而温和,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幸福的哲学》荣登“华文好书”生活类十大好书榜。

  在发表颁奖感言时,周国平自称与各种奖项缘分浅薄,但《幸福的哲学》意义早已超脱于奖项之外。这本书缘起于他受邀讲座的系统整理,从录音到文字,改变的不止是呈现形态和载体,更是作者精神仓库的自我更新。聊起此次获奖,周国平难掩欣喜,因为自己一直以来的认真得到了众人的肯定,这粒思想的种子,以后会播得更远。

  从会场到休息室的十几米路途,周国平屡屡被读者围住要求签名,虽然周国平坦言说自己从未想过用写作去解决别人的问题,首先是写给自己看的,但“周国平”三个字,显然已成为读者心中的人生指南。

  □恭喜获奖!如果让您总结2014年的话,您会说什么?

  ■我个人的话,2014还是阅读和写作,我写的不多,读书还是很多的。和属于支出的写作相比,我越来越觉得读书是快乐的事,因为一直在收入。就中国而言,她还是一个冉冉上升的状态,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现在是年轻人最好的时代吗?

  ■起码比我们那个时代好,现在年轻人有自由。我们那个时候选择职业没自由,发表思想没自由,现在年轻人这些基本自由是有的。

  □那您觉得中国社会的问题是什么?

  ■这几年我一直在强调,中国社会最缺这两样:法治和信仰。这也是由中国文化传统的原因所致,也成了中国社会转型的最大的障碍。

  □我希望您能谈谈教育,您在《幸福的哲学》中最后一部分就教育问题展开了漫谈。您能谈谈中国的亲子关系吗?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之所以有矛盾,最根本的原因是父母把自己没有实现的社会愿望,强加在孩子身上,这种情况很普遍。

  □您不为父母代言?

  ■父母都是爱孩子的,但爱是要有品格的,并不是说你出于对孩子的爱,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父母对孩子的爱不能仅仅是物质上的关爱,最重要的还是精神上的关爱,家长要让孩子具备自己去创造幸福和承受苦难的能力,这对他一辈子是有意义的。

  □您怎么定义幸福?

  ■你对你的生活基本是满意的,你就可以用幸福这个词。幸福的第一条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当然,还能养活自己;另外一条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让他们也感到快乐。做到这两条就够了。

  □您如何面对读者质疑,比如有的说您的语录和哲思是心灵鸡汤,对此怎么回应?

  ■我不理他们。人和人都是不一样的。你的读者一定是和你有共鸣、和你素质心灵比较相近的,所以我不强求。我也不在乎你说这是心灵鸡汤,像《读者》杂志上那些心灵鸡汤,是可以大量复制的,因为它们所用的词汇和结构都是非常相似的,一个小故事生发一个小感悟,然后总结出一个小哲理。但你看我的书是这样的吗?一个人,自己不能骗自己。

  □其实这也是您提到的,写作者的立场是要先解决自己的问题,一个作者只有先认同了自己,读者才可能会认同你?

  ■自己对自己要诚实。你写的每一篇作品,都要是可以放到你的精神仓库里去的。

  □最后一个问题,您现在的选书标准是什么?

  ■我主要是读经典。我一个时期会列一个时期的读书计划,比如说这几年特别多地读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哲学、历史、文学类的作品。另外可能就是随便翻翻了,书觉得好,就会读下去。

  □您最近在读什么?

  ■美国作者威廉·詹姆斯的《宗教经验的种种》,这本书放在我的床头好多年了。

 

  阿来:站在人类的角度去想问题,才能找到真相

  ■受访人:阿来(作家)□采访人:贾嘉(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特约记者)

  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报告文学《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是作家阿来十几次深入藏地、翻阅数百万字史料、积五年之力的力作,被称为“2014年最重要的非虚构作品”。《瞻对》获得“华文好书”奖,毫无悬念,也可以说是另一种“尘埃落定”。

  在为《瞻对》颁奖时,主持人曾隐晦地提到它曾经历的一次“小波动”,但在接受采访时,阿来对“三问鲁迅文学奖”这一发言毫不讳言。这种批评的责任意识,在阿来的创作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而选择民族文化作为写作内容,亦是作家责任的担当。通过他的作品,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藏区内部的文化多样性,理解文明给普通人生活带来的冲击。站在人类的角度去想问题,你才能找到真相。这是阿来看世界的方式,也是他的创作立场。

  以写作减少民族间的文化冲突

  □恭喜《瞻对》获奖。评论家李敬泽对您有一个评价说,在《瞻对》面世之前,您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这本书问世之后,您成了一位“民族意义上的大作家”。对此您是怎么理解的?

  ■其实我是一直反对过于细分中国的“民族”这一说法的,正是这种过于细分,过于强调“我和你不一样”,造成了中国今天很多的民族问题。所以,不要老是讲我和你不一样。我想他讲的民族和我讲的民族,应该都是中华民族这个概念。

  一个国家如何尽量减少民族间的文化冲突,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课题。虽然我们文化不一样,血统上也有差异,但怎样消除这种差别带来的隔阂和疏离,真正成为亲密无间的一家人,这个道路还很长。我所有的作品,其实都程度不同地谈了这个问题。而且虽然我写的是历史题材,但对于当下有着直接的针对性,看历史上这些问题怎么发生,怎么处理,今天是可以借鉴的。

  □超越自己民族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有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故事,主角是一个华裔历史学家,有人问他,为什么你到了美国,能做出比在大陆的同时代人更高的成就?他回答说,到了国外,突然意识到人有不同的维度。在中国,我们一直强调集体,强调我们属于国和族;其实,还有一个维度是个人;同时又有一个比国更大的维度,那就是人类。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在看待一件事的时候,就有了三个不同的角度。尤其是很多时候,只有站在人类的角度,你才能把事情看清楚。

  将纪实作品进行到底

  □立场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是民族之间如何尽量避免误读?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专栏的原因(2015年在腾讯《大家》开设专栏),文化的多样性,不仅存在于不同民族之间,一个民族的内部,也是有多样性的。我会写一些考察行记谈这种民族内的差异性,比如《武威记》、《平武记》、《山南记》、《丽江记》等等,大概会写一年,12篇。

  □不是以小说的方式,而是写纪实作品?

  ■虽然我更擅长讲故事,但形式还是要由内容决定。在写《瞻对》的时候,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如果用小说,大家会觉得很多东西都是虚构的,不真实,另外,更高级的读者会从美学的观念来看小说,反而疏忽内容和观念。但其实,历史和现实都比想像复杂。

   □您会以什么样的立场来写?

  每个读者都会有自己的预设立场,而且大部分读者都会有一个国族概念的认同,如果你写的东西不符合他的预设,他就要骂人了。汉族的读者会说,你怎么可以这么写;藏族的读者也会说,你是藏族人,怎么可以站到汉族的立场去写东西;我说,我是站在人类的立场上说的,我的写作早就突破了所谓“少数民族写作”的思维方式和路数。但所有的这些反应,都是我预见得到的,我知道它必然会发生。

  □在中国,像您这样能够站在民族文化互通角度的写作者,应该并不多?

  ■非常少。

  □是否会感觉自己负担了一种重大的责任?

  ■我没有觉得责任有多大,一个人写作到一定程度,有些责任自然而然就担起来了。对现在很多年轻作者来说,写作就是一种艺术活动,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责任。但写作就是这样,当它一步一步把你引向深入的时候,最终你会意识到,有些责任是你想逃避都逃避不了的,那我们就承担下来了。

  为什么中国的文学奖很难让作家爆红

  □2014年,您对鲁迅文学奖授奖结果提出的一些问题,得到了网民几乎是一边倒的响应。

  ■因为提出那些问题并不是为我自己,文学奖的意义在于向读者推荐最好的东西,但它变形了。我的劳动被官僚主义的形式湮没,造成的不仅是对我一个人的伤害。这个奖我没有得,我说的时候已经公布了,就算说再多也不可能得,甚至将来也没有可能了,但真实情况一定要公诸于众。我不是一个特别激烈的人,也不是要发泄什么,我希望这件事能够唤起评论者、读者去关注。

  □像国外的文学奖,每年都能推红一部书或一位作者,但为什么中国看起来很难?

  ■文学上必然存在不同的流派和观念,这是可以理解的,忠诚于自己的文学观,没有问题,但现在大多是各种关系和利益的调和。尤其是官方的文学奖,如果滥用职权就是腐败。

  □关于当今社会很多的负面现象,有人认为这是信仰缺失的表现,您怎么看?

  ■我读过很多佛经,现在每天早上还是会像做功课一样地读,但我觉得它仅仅是一种哲学的方法论。现在我们缺少的并不是信仰,而是一些最基本的道德伦理、最基本的规范,而且我认为这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不能苛责老百姓。

 

庞贝:《无尽藏》“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受访人:庞贝(作家、编剧、翻译) 

  □采访人:潘启雯(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庞贝为“华文好书”准备的获奖辞标题是“为了一种新小说”,从其获奖小说《无尽藏》(作家出版社出版)也能看得出来他的写作野心。很多年前,美国人发出了“小说已死”的预言,假如要给这门艺术以存活的尊严,他认为作家们就不应放弃拓展其美学空间的努力,就应偶尔重温一下法国新小说派当年那个宣言:为了一种新小说。

  □《无尽藏》颁奖词中有“想象奇诡”这样的评语,你本人有怎样的创作心得?

  ■“华文好书”文学类榜单是以昆德拉最新小说作品领衔,而昆德拉无疑是为诺奖所忽略的大师,属于这个系列的大师还有普鲁斯特、乔伊斯、博尔赫斯、卡尔维诺、艾柯……普鲁斯特和乔伊斯是时间小说的大师,而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和艾柯的给我以空间小说的启示。评论家说《无尽藏》是博尔赫斯式的小说,确切来说,这是一部具有原创意义的“空间小说”。

  空间小说本是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的一个愿景,而在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背景中,空间概念却是一个明确的存在。《儒林外史》的末卷便是一个空间叙事的文本。而《儒林外史》和《无尽藏》都是写古代的南京。这确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和“有意味的空间”。从空间迷宫演化为时间迷宫,这当然可说是“想象奇诡”。“小说已死”,假如我们要给小说这门艺术以存活的尊严,我们就不应放弃拓展其美学空间的努力。

  □评论界说,这是一部少有的文化小说,那么,这是你的一种自觉的追求吗?

  ■当今作家总被指责没文化,那么文化在哪里?当代小说如何与传统文化资源接轨?《无尽藏》2014年初首发,至今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次讲话中强调说,“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无尽藏》是以《韩熙载夜宴图》为题材,这幅名画是“禁宫里的文物”;《无尽藏》是以江南古典园林为意境,江南园林是“大地上的遗产”;《无尽藏》叙事语言之典雅广受好评,这正是“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无尽藏》可谓是一鸣惊人,这是能够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作品吗?

  ■这个问题只有时间能回答,但我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作品若干年后还会有人读。一本书要么是精品,要么是垃圾,要么是平庸之作。平庸之作其实也是有害的,这便是对好书的挤压和遮蔽。因此,对于自律的作家来说,少写当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值得重读的书才是值得写作的书,这其实也是卡尔维诺对于经典的定义。

 

徐则臣:年轻人应该闯荡,但不能太任性

徐则臣凭借《耶路撒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获“华文好书”文学类十大好书奖,这部长达509页的长篇小说,观照着70后一代人独特的生活现状和精神疑难,探索他们进入中年之后的心路历程,而漂泊、逃离、不甘、迷失的精神难题几乎又使每代人感同身受。

  ■受访人:徐则臣(作家) 

  □采访人:陈思 包雅茹(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特约记者)

  耶路撒冷是让我们内心安妥的精神去向

  □《耶路撒冷》书名的用意是什么?

  ■我把耶路撒冷做了一个泛指,因为它原本是一个宗教信仰的圣城。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很多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这话是不对的。商人信仰钱,这个不是信仰吗?“我写好的作品”同样也是信仰。信仰是一个中性词,不应该一味地把它拔高,变得凡人不可触及。在这点上,耶路撒冷是一个精神象征,是某种理想主义,能让我们内心安妥的一个精神去向。

  《耶路撒冷》这部作品,我写的时间很长。一方面是因为工作忙,同时写作难度也大。既要写当下,另外我一直想找到这一代人和时代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学、小说这个文体与当下这个时代之间的关系。比如我用奇数章的结构来对应我所认识的相对透明的、快捷的、共识性的世界图景。

  □碎片化阅读时代,会对你的创作产生影响吗?

  ■作家的步调肯定不能跟时代同步,可能会慢半拍,或者快半拍,而且我们也没法判断。一个作家能判断的,首先是遵从自己对文学、对世界的认识,忠直地表达自己内心,认真表达自己感受到的东西。闯荡“北上广”对有些人是灾难

  □你是北漂吗?你之前在上海作协,为何后来到北京发展?

  ■其实我一直待在北京,从2005年在北大念完研究生以后,直接去了《人民文学》,即使我在上海那段时间,也一直在《人民文学》工作。不过,在上海待了两三年以后,我还是回了北京,因为我对北方很熟悉,但对上海可能有点水土不服。即使这样,我依然非常感谢上海,比如在《耶路撒冷》里,我写了有关上海的很多内容。

  □那你怎么看北漂?

  年轻人应该闯荡,但不应该无节制、无限制地闯荡下去。比如你成家立业了,要对自己有一个基本判断,北上广有机会,但不是说机会每个人都可能有,有些机会对别人是机会,对你来说可能就是灾难。如果觉得一直过下去没有那么多机会,就该当机立断。“曲线救国”未必意味着退缩和妥协,挺直腰杆回去,这同样是一个更明白、能屈能伸的英雄。

  前段时间媒体报道说,燕郊有人每天凌晨四五点钟爬起来挤公交,坐两个小时的车到北京来工作。我觉得有些生活值得过,有些生活不值得过,我们不能说因为年轻,所有生活就值得过。这种说法是掩耳盗铃,不负责任的。

  □在北京有否客居的感觉?

  ■我一直认为我客居北京,但后来发现我也客居在老家。不管在哪儿我都是局外人、异乡人,都是漂泊在路上的人,所以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办。过去觉得“此心安处是吾乡”,现在发现没有地方能让你心安,那就只好“心不安处,也是吾乡”。

  □作为70后,你会给90后些建议吗?

  ■人这辈子,有的错误必须要犯,父母长辈跟你说没用,就算拿着教科书去生活都没用,该犯的时候还会去犯。人生最关键的那些问题,需要自己一步步走,只有头撞在南墙上,才知道哪个地方不能走。这么多年,上一辈人给过我很多忠告,现在回头想起来,真的觉得没有几条用得上,另外我也没觉得我避免了什么错误。

  当然,到了一定年龄该收就得收,当你有足够的阅历和反思错误的能力,就不能再任性。年轻时候任性是一个好汉,年老了你还任性就是一个无赖。

 

获奖感言

贾平凹:作家不写作是不务正业

首先要感谢“华文好书”奖能给《老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寒冷的冬天来北京参加这个活动,评委选择我这本书,是对我过去一段时间的认可,也是我的一种释然。如同一个瓜农辛苦种了一些西瓜,买瓜的人说你的瓜不错,我就没亏这长瓜的土地,也没有亏这一年的劳作,然后就去种来年的西瓜了。

  热爱写作,写作就要不厌烦,如同我们从不会厌烦吃饭。作家就是写作品,除此之外就是不务正业,在我还能写的时候,多写些,尽量让读者认可,这是我最大的愿望。以前我说过,鱼的坟墓在人的肚腹,我的毁誉在人间,这句话言犹在耳。再次感谢这个奖的鼓励,感谢我的读者,祝福大家在新一年里,我好,你也好,你们好了,我更好。祝大家一切顺利,顺利的顺。

 

格非:从小说中寻找中国社会变化

感谢“华文好书”奖把奖给我,我想借此谈谈我写《雪隐鹭鸶》(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动机。

  公元前六世纪以来,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中国以老子、孔子为代表,在印度有佛祖,在西方世界有苏格拉底的理性。这样的时代延续了几千年,到了十八、十九世纪以后,西方社会首先出现了对上帝,以及对理性的强烈批判和质疑。

  时代面临瓦解和终结,中国又怎样呢?我们知道对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社会提出质疑和批判的,最重要的大师是鲁迅,鲁迅之所以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道德伦理进行质疑和批判,可能是因为西方学术的传统。

  现在很多人开始从中国自身内部的运动和变化中寻找原因,比如说开始把追究的目光投向清代,目光聚集到比如说戴震这样一些思想家的思想变化。但很少有人考虑中国小说的变化,特别是从《金瓶梅》,从《水浒传》、《金瓶梅》到《红楼梦》这样一个线索来讨论整个中国社会,因此,这是我写《雪隐鹭鸶》的大致想法。

 

虹影: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得的第一个奖

我首先要谢谢我的出版人、蒲公英图书馆的总编辑颜小鹂,如果不是她,这本书不会出得这么漂亮,她花大价钱请英国的插图师做了漂亮的插图,我必须谢谢她。第二,我要谢谢我的女儿,因为如果不是她那么爱听故事,让我重新回到我的童年,可能就不会有这本书。我出生在上世纪大饥荒的年代,家在长江南部重庆地区的一个贫民窟,虽然很穷,但那个地方有故事,人们会讲很多流传在长江流域的魔法、巫术和神话故事,所以当我的女儿问有没有妈妈你小时候的故事的时候,我就跟她讲了《奥当女孩》(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三我要谢谢腾讯和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因为这是我写作三十多年来,写了几十本书之后,第一次在中国得的第一个奖,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鼓励和安慰。原创童书在中国并不丰饶,我希望更多的作家,写成人小说的作家也来写儿童的书。

  儿童书跟成人书有什么区别呢,只有两点。第一是你得想象,第二是你必须写魔法,它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快乐。如果生活中没有文学,没有故事,没有让孩子们宽广的思想和想象力进入我们的生活,那我们的生活也不会有意思。

 

陈丹青:感谢赏给《无知的游历》一个奖

谢谢腾讯和商报赏给《无知的游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个奖。我还要谢谢《华夏地理》杂志前主编叶南赏我去三国游历的机会,也谢谢他任我随便怎样写,而且不删一字。其中俄罗斯那篇写得比较用力,50后一代是由苏俄文艺喂大的,但凡读过几本书的,都能说出托尔斯泰等等名字,但不知70、80后年轻读者是否有感觉。我到中年才后明白:苏联不是俄罗斯,而俄罗斯弄出一个苏联。这是说来话长的事,我所以结结巴巴写了这篇很长的游记,说到关键处,吞吞吐吐,没讲明白。最近正在读英国人详确记述1917后苏联人民生活的一本书,这书不错,不知道评审家们读过没有

 

张新颖:感谢自己很“笨”地写了《沈从文的后半生》

《沈从文的后半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出版几个月了,有时候我会翻翻,不期然地产生出一些新的想法,这是非常奇妙的体验。我在写的时候,没有体会到的东西,慢慢地体会到了;写的时候没有明白的事情,会慢慢明白。也就是说,这本书,其实是大于写这本书的人的。这是非常好的状态;如果你写了一本书,它和你一样大,或者比你还要小一点,恐怕不是很好的事情。

  所以回过头来,我会有点感谢自己这样一个笨的写法,尽量呈现沈从文这个人他的后半生是怎么过来的,至少表面上不那么急着用我自己的想法、观念来解释他、判断他。那样做可能写起来会比较痛快,读起来也会比较痛快;但那样做的话,就存在着把这个人缩小、定型、标签化的危险;限制住了,就丧失了开放性——向更多更深的理解开放。最重要的还是对象本身,要小心翼翼地保护、保存,进而发现、发掘对象本身的丰富性。

  话又说回来,如果一个研究者或传记作者没有他自己的感受、他自己的观察、他自己的想法,他又如何能够知道要保护、保存什么?他又如何去发现、发掘?他更如何形塑出一个贯通的形象、一个完整的世界?换句话说,一个研究者或传记作者,怎么可能没有一个内在的自我呢?诚然如此;不过我还是想说,这个内在的自我,还是保持、隐约在内含的状态比较好;同时,这个内在的自我更要自始至终保持其开放性,有自我而能“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不要害怕别人说你没有见解,没有思想。

  一部长篇的叙事作品——传记应当是这样的,有叙述的激情而节制、内敛,甚至隐藏,叙述饱满而不张狂,才有可能使得叙述本身的意蕴不受伤害。叙述本身可以产生出一个多维的立体空间,叙述者内在的自我应该致力于扩充这个空间,而不是让自我表现的冲动把这个空间压扁。

  如果我们把沈从文后半生漫长时间的经历看成一个故事的话,这个故事不是一条单一的线,它是多向度的,立体的,有很多层次叠加融合在一起,读这个故事的人,领会到一层,就能明白一些东西;过了一段时间,可能还会领会到另外一层。虽然这本书是写完了,但是我明白的过程还没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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