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席1961年在有关会议上谈到了《红楼梦》，“《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看作历史看。他写的是很细致、很精细的社会历史……牺牲的、死的很多，如鸳鸯、尤二姐、尤三姐、司棋、晴雯、秦可卿和她的一个丫环，秦可卿实际是自杀的，书上看不出来，贾宝玉对这些人都是同情的”。

毛泽东主席对于秦可卿的同情，毫无疑问是高度深刻的。很多红学家仅仅将秦可卿视为一个道德上有严重瑕疵的女性，虽然认为其罪不至死，但是也谈不上同情。比如俞平伯经过考证就认为，秦可卿与公公贾珍私通被窥破，继而羞愤自杀。

法律文化学者、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柯岚在其所著的《命若朝霜：<红楼梦>里的法律、社会与女性》一书中指出，红学家对于秦可卿及其自杀的界定，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现代法律语境，也就是私通哪怕是乱伦私通，并不是刑事法律制裁的对象。

秦可卿在《红楼梦》中属于所谓的主子阶层，她的身份当然不是什么奴仆，却依然受到封建宗法的极大规训和限制。秦可卿所在的宁国府，掌管人就是她的公公贾珍，其人不务正业，专好吃喝嫖赌，荒淫无耻，和他的儿子贾蓉一起凌辱女性，父亲死去守孝时却毫无顾忌地聚众嫖赌。正如原书中第六十六回柳湘莲所说，“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

在各种淫乱行为中，乱伦最令人不安。但宁国府恰恰充斥着这样的乱伦行为。因而宁国府忠仆焦大在与管家赖二冲突时，趁着酒劲就是一顿痛骂，“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焦大这番话说时，秦可卿必然听闻，这对于其冲击显然巨大。

秦可卿是《红楼梦》里塑造的绝佳美人，“生的袅娜纤巧，行事又温柔和平”，非常自律非常懂礼节。她出生贫家，加入豪门后却没有很多类似出身的人热衷于帮娘家敛财的行为，连她的弟弟上学的见面礼都是东拼西凑弄来的。但另一方面，《红楼梦》通过对她卧室摆设的描写，也带着讽刺笔调，调侃其香艳。书中有情节提及贾宝玉想要睡午觉，秦可卿就带他去自己的卧室休息。当然，这只能说明秦可卿自己并不太在意儒家文化中关于两性的礼节，不能说明她就一定淫荡。

贾珍与秦可卿的乱伦关系，显然只可能是前者强迫后者为之的。而且，秦可卿自从嫁给贾蓉，贾珍成为其公公那天起，她就已经难逃冤死的命运。

《命若朝霜：<红楼梦>里的法律、社会与女性》数字鸿沟解释说，传统中国的刑法是家族主义本位的，法律以家族伦理为立法依据。亲属之间的两性关系必然严重破坏家族的内部秩序，要被视为禽兽行径，一定是犯罪行为。而双方的亲缘关系越近，刑罚就越重。

从现存的清代刑事司法资料来看，亲属相奸在当时的性犯罪中并不罕见，而女性被侵害，也多来源于公公这样的近亲属。

书作者指出，公公和儿媳妇在家族中的地位完全不对等，按照清代法律，公公假如对儿媳妇有性侵犯，儿媳妇自卫将其打伤、打死，固然保全了名节，但依据当时的法律，也会受到制裁。清代刑事司法档案显示，通常而言，这类烈女会被判斩立决、斩监候。而公公因为儿媳妇拒奸将之打死、打伤的，处罚反而更轻。

也就是说，虽然清代法律一方面强调要保护妇女的贞洁，号召女性独善其身；但另一方面却偏向化地、严格地保护家长在家族中的特权和尊崇地位。当两者发生矛盾时，法律就倒向保护家长特权。身为家长的公公如果对儿媳妇存在性侵犯，在法律上的风险很小，而作为被侵害对象的儿媳妇则陷入一个困境：如果顺从公公的性侵犯构成通奸，按照法律要处死；如果抗拒自卫将公公打死打伤，也有大概率被判死。此外，清代法律还有一项特殊的罪名，即所谓“诬执翁奸”，也就是儿媳妇诬告公公强奸，没有证据支撑，也会被判死。

换言之，按照《红楼梦》写作时的时代法律背景，作为儿媳妇的秦可卿无论是顺从、自卫和告发，都是令人绝望的结果，也就等于或大概率等于死刑。

《命若朝霜：<红楼梦>里的法律、社会与女性》书中指出，传统中国的社会组织是父权家长制的，法律对官员、家长、男性的特权有全面的保护，此外，还严格保护男性、尊长、家主不被女性、卑幼、奴婢控告的权利——这种以下犯上的控告，本身就是犯罪。所以，有权有势的家长犯罪被惩办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包括清代在内，传统中国的法律对女性的压迫、压制非常明显，但是如果她们选择了自杀，却是唯一一条可能导致逼迫其自杀者承担法律制裁，以及受到社会非议陷入“社会性死亡”的路子。按照《刑案汇览》的记载，“威逼人致死”是清代发案率排名第二的常见犯罪，这既说明了自杀在清代十分常见，又证明了绝望的人们甚至只能通过自杀来谋取死后的公道，构成对欺凌自己的人的报复。

书名：《命若朝霜：<红楼梦>里的法律、社会与女性》

作者：柯岚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