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蒲松龄在创作《聊斋志异》时，屡困于场屋，因其“好奇成癖”，他的这种对于志怪的痴狂表现为一种无法控制的激情。

我们看到的这本《异史氏：蒲松龄与中国文言小说》，书中就从蒲松龄的“癖”探究了明清中国文化中的这一概念之演变。癖，最早是病理概念，意思是病理性阻塞。这一概念进入文化领域，指的是就是对成瘾、偏好、爱好、偏爱。

文人、贵族的“癖”，在正史以及诸如《世说新语》这样记录奇闻轶事的作品中都有涉及。唐宋时期的文人则涌现出收集癖，也就是对于字画和古董的嗜好。这当然带有极大的贬义，北宋末年，徽宗赵佶没有节制地收集奇花异石，也就是所谓的“花石纲”，这被视为导致北宋腐朽堕落的一种关键性的转折事件。

《异史氏：蒲松龄与中国文言小说》这本书的作者、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讲席教授蔡九迪（Judith Zeitlin）通过考证梳理列举了欧阳修、苏轼为艺术品收藏行为特别是“癖”的辩护意见，以及李清照对之的驳斥。李清照和丈夫赵明诚的悲剧性命运，很大程度上就源于金石收藏癖，因而为之感到痛心疾首。

《异史氏：蒲松龄与中国文言小说》书中指出，宋代的知识分子已经通过“癖”来展现自我，而到了明代中后期，文人进一步地捍卫“癖”这种占据主导地位的自我表现方式。也就是说，通过对菊、竹、梅、石等的挚爱，这一过程可以使得人加深自我关切，在“万物皆有情”、万物皆可赋予人格化观察的情况下，使得人突破了狭小观念、规则的束缚。

明末大家袁宏道曾将《瓶史》书中将爱花之癖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认为这是与世俗功利和炫耀性消费无关的理想化执着与操守。也就是说，“癖”非但可以不定义为文化心理和行为上的疾病，而且反而因其超凡脱俗可以彰显品格与操守。

蔡九迪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明清文学、戏剧和视觉文化，她的丈夫巫鸿是著名艺术史家、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研究中心主任。我们看到的这本《异史氏：蒲松龄与中国文言小说》蔡九迪教授20世纪90年代在哈佛大学任助理教授时的作品。这本书基于《聊斋志异》文本，并深入探讨了17-19世纪基于文学点评传统的《聊斋志异》阐释史，揭示了蒲松龄关于构建“异史氏”这一叙事者形象的多重策略，分析了三种故事主题：癖好、性别错位、梦境。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收入了大量的鉴赏题材故事。宋代爱石者叶梦得在《平原草木记跋》中记述了奇石神奇地医好了他的病，这一类型进入《聊斋志异》，在《白秋练》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讲述了痴迷于诗歌的白鲟精的传奇故事。

《石清虚》的中心主题也是从“癖”衍生而来，讲述了狂热的石头收藏者邢云飞和一块名为“石清虚”的石头之间的友情。故事中，石头和主人公之间的友情逐渐产生、不断深化，最终以彼此的自我牺牲而达到顶点。《异史氏：蒲松龄与中国文言小说》书中指出，“故事中老叟这一关于痴狂收藏者的谚语式言说，不断重复，似可由一个新的视角加以解读：物自身选择并回应爱惜之人”。也就是说，邢云飞也成为了石头之“癖”的对象。书作者还谈到，在《石清虚》的评说中，蒲松龄以“异史氏”的名义，提及了传统上由尤物之“癖”而引致的忧惧，但笔锋直转，就倒向了晚明时期所流行的崇情思潮。

《异史氏：蒲松龄与中国文言小说》书中认为，蒲松龄发展了晚明时期进步思想家李贽有关万物皆有“神”、具有内在的生命力量，人在“癖”中与物的关系会出现主体与客体的位置对调的思想，“细致地运用小说家的技巧，将无生命的物和人之间强烈的爱一一种连贯的叙述结构加以呈现”。书作者认为，蒲松龄笔下爱石之人的创作灵感，显然来自宋代书画家米芾。米芾爱石，几近痴癫——《石清虚》的故事中，主人公进一步超越了米芾，不惜为了石头而放弃寿元。

《聊斋志异》中还有许多写对花或者乐器喜爱而成癖的故事，并因此发展为主人公爱上他们癖好之物的人格化身。

按照《异史氏：蒲松龄与中国文言小说》书中的观点，虽然蒲松龄仍会以“异史氏”的口吻贬斥爱石者“以身殉石”的做法“痴甚矣”，但这并不是真正的斥责，而是充斥着赞赏的语调。这意味着，蒲松龄接续了明朝中后期对于“痴”和“情”的美化的观点。但《聊斋志异》书中也有很多悲惨的痴迷成瘾的故事，如嗜赌、好色、贪杯、迷信堪舆术、嗜好下棋，“异史氏”对此予以了比较严厉的批评。这就表明，蒲松龄同时注意到，痴狂和专注，可以创造出美好的价值，但过度的行为也难免成为社会讽刺的对象。

书名：《异史氏：蒲松龄与中国文言小说》

作者：（美）蔡九迪（Judith Zeitlin）

译者：任增强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