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北宋历史尤其是宋神宗-王安石变法历程的学者，以及很多大众读者都疑惑的是，司马光在反复表达对变法的反对态度，指出皇帝操持行政的积弊所在，但又拒绝为解决问题提供任何具体帮助——但皇帝对此并没有给予惩罚。

1068年8月，司马光一而再再而三地论述了应当削减政府开支——在司马光的意识形态理念里边，削减开支，减少干预，尽可能避免系统性、大规模的改革，才是正确的政治。这些毫无疑问已经类似于近代以来的政治保守主义，司马光的很多看法形同于里根、撒切尔倡导的小政府。

宋神宗同意削减政府开销，任命司马光去新成立的裁减局任职。这个部门类似于特朗普获得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后，为埃隆·马斯克设计的改革部门——马斯克近年来也在鼓吹应当大力裁撤美国的政府部门、减少冗员，而他本人也欣然接受了特朗普的邀请，虽然我们现在并不清楚他的改革、裁撤究竟能取得多大效果。

司马光拒绝了神宗的任命。事实上，司马光以及其他一些同样可以在自己的中晚年被归于北宋保守主义的官员，都有类似的态度，倡导节俭，提倡简政，鼓励以和平手段消弭边患以及与其他国家的争端，但具体事情发生了，则坚决拒绝插手。

只有拒绝参与做具体的事情，才可能一直保持超然的态度，才能永远“正确”。

这也是为什么后世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对司马光的做法感到无法理解。

言归正传，还是前面的问题，为什么皇帝没有惩罚司马光，哪怕司马光一再跟急切希望改革的皇帝唱反调，却仍然没有被实质性的处置，相反获得了非常优渥的条件领衔编纂《资治通鉴》？

一些历史研究者指出，宋朝皇帝为避免出现唐代式的党争，因而避免对暂时失势、被动的一派给出过于严厉的处置，这也将有助于得势者被切实限制，防止出现曹操那样的权臣。这当然是正确的看法，宋神宗确实考虑了在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保持平衡。正如历史学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博士冀小斌在其所著的《北宋政治与保守主义：司马光的从政与思想：1019-1086》一书中所谈到的那样，宋神宗支持改革，“但不能完全依靠改革派来履行一切政府职能。如果王安石及其改革派垄断了政府，神宗万一对重大改革政策有不同意见，就会遭遇孤立无援的危机”。

事实上，宋神宗所为，是历史上很多君王常见的人事安排方针，用现在的话来说，就叫做“掺沙子”，避免一人独大。

书作者还指出，宋神宗尽管在改革思路上与司马光完全相悖，也清楚司马光等保守派官僚没有具体的行政事务领导能力，但是这些人并非毫无价值而言，首先是对于皇帝这个角色保持了百分之百的忠诚，皇帝可以放心地要求他们提供意见反馈，绝不会因为当时当政、得势的官员的权势，就提供错误的意见。

归结起来，司马光将自己投射和回归到了西周时期礼乐制度、等级制度的捍卫者，反对任何情况下的挑战和改革。所以按照这样的理解，挑战皇帝权威在他看来一定是大逆不道的。

其次，如书中所指出的，司马光个人从不滥用皇帝的信任，守口如瓶。皇帝要求司马光举荐了官员，司马光会按照自己的那一套意识形态来衡量，得出推荐人选，提供给皇帝，如果皇帝采纳，他不居功自傲，更不会拿到被举荐者面前去炫耀、邀功；如果皇帝不接受，他也不会沮丧。相比之下，当时很多官员尤其是谏官为了博“流量”，常常在递交给皇帝的建议前，就将副本到处散发，如果皇帝最终没有采纳其建议，而形势发展恰恰如谏官所言的那样，那么谏官自己就可以获得美名，而皇帝自己则会被嘲讽为昏君。

第三，司马光等旧党重臣是英宗、神宗父子（一系）获得皇位，而不是遭到罢黜的重要功臣。仁宗晚年，虽然将未来的英宗收为养子，但仍然保持了高度警惕，反复抗拒大臣提出的尽早立储的建议。司马光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惜触怒仁宗，多次引用历史故事来言说没有储君对于国家的危害——因为这可能造成皇帝突然驾崩后，后宫势力随意拥立易于控制的宗室为后继者，而这种选择可能有损于现有的政治格局，也有损于现任皇帝在世期间进行的利益安排。

《北宋政治与保守主义：司马光的从政与思想：1019-1086》书中还提到，在英宗与皇太后（仁宗的皇后）发生矛盾后，司马光屡次上书调停矛盾，尽可能将原本英宗与皇太后个人行为造成的矛盾，进行重新定义，说成是太监等身边工作人员造谣、挑唆的结果。

《北宋政治与保守主义：司马光的从政与思想：1019-1086》书中也指出，当司马光最终在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摄政之初，成为行政事务的实际领导者时，他急切地废除王安石变法的大部分内容，为此却放弃了自己一贯标榜的对制度变革的保守态度，而且不问各项变法举措的实际成效，直接导致新旧两党从政策之争、路线之争上升到集团化的政治倾轧，这显然是个最大的悲剧。

所评图书：

书名：《北宋政治与保守主义：司马光的从政与思想：1019-1086》

作者：冀小斌

译者：彭华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4年10月

（供稿：林晨 一审：戴佳运 二审：陈麟 终审：张维特）